关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立法保障(6)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立法的不足主要有：（1）缺少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性法律。虽然数量上有了不少法律规范，但是由于基本法的缺位，导致众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立法理念不统一，价值定位模糊，立法体系尚未成型；（2）部门法不完善。《著作权法》自1990年实行以来修订了两次，《专利法》自1984年通过后已修改了三次，《商标法》自1982年实施后也已修改了三次，虽然三大知识产权法不断修正，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相比仍显落后，在保护主体范围、客体类型等方面仍需加强；（3）传统文化保护不够。我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近二百年来一直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忘记了自身的文化优势，尤其是法律上的保护更是不足；（4）地方自主权不够。科技与创新虽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是文化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尤其是我国地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历史传统不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地方的自主开发。

五、完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立法的建议

通过比较域外不同的立法路径，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未来发展，建议我国采取统一的立法模式——即制定统一的《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法》，并在区分“轻、重、缓、急”的基础上，对具体的知识产权部门法进行适当修改，以“政府减负”、“保障创意者权利”为基本原则，激发民众进行智慧创造的积极性，保护权利人的权利，提高权利人收益可期待性；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减少政府审批和直接干预，扶持市场发展，进而对知识产权能够形成立体式的保护，从制度上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一）制定统一的《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法》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模式，制定统一的《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法》，在文化创意产业法律体系中起主导地位，作为统一的、基础性的法律协调处理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法》对外可承接国家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大政方针，便于贯彻国家的宏观规划，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对内，上可接应宪法等根本法，下可统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具体部门法。如此，则可以起到承上启下、外接内引的作用，有利于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产业法律体系。

在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法》时，首先应当明确“保护创造者权利与促进知识传播”的立法宗旨，追求实现正义与效益的双重价值目标。其次应当改变现有全面式的管理方式，把握住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之处——“创”，树立并贯彻“激励式”的立法理念，将现有的政府主导式转向“自发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法》等法律的保障，增加政府的规划指导、减少直接干预，释放市场空间，激发市场活力，逐步建立法律治理下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

（二）有针对性的修改具体部门法

现有的知识产权部门法是以《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为主体构成的，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不足。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有一个从“选择保护”到“全面保护”、从“弱保护”到“强保护”的渐进发展过程。我国的知识产权部门法修改也应当趋向于“全面保护”和“强保护”。一方面，改善目前立法“过轻”的局面，在形式上制定更多的法律，尤其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便于上位法的实施和贯彻。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即尊重权利人的智慧创造，保护权利人的创意成果，来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这也是当前世界知识产权法修改的潮流趋势，如2012年6月24日通过《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与《罗马公约》和WPPT相比，在内容修改上就扩充了权利人的权利并加强了保护，“第一，条约扩大了表演者权利的客体。第二，条约扩大了表演者的权利内容。第三，条约强化了表演者的权利保护措施。第四，条约延长了音像表演者权利的保护期限。”

知识产权部门法应当覆盖更广泛的主体范围，吸纳更多的创造者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如在电影作品中，“确认电影作品的合作作品性质，从而建立参与创作人员成为作者的一般性标准。”确认更多的权利类型，比如将“异体复制”纳入复制权的范围内，“从而实现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并使法律条文之间相互衔接，合乎逻辑。”另外还应当扩大权利的客体，强化权利的保护，延长部分保护期限等。

文章来源：《产业创新研究》 网址: http://www.cycxyj.cn/qikandaodu/2021/0525/16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