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立法保障(2)

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目标。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激励和保护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促进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而又被称为“文化创意产业之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其独立的主导性价值——创新。”因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内嵌式的“里应外合”，能够从制度上确保文化创意产业知识创新价值目标的实现，首先，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励智慧创新。知识产权制度根本上是产权制度，规范着智慧产品的权利归属，通过确保创造者的私人产权，为权利主体提供了制度性的创新激励，从而推动创新活动持续发展，并对社会产生示范效应，激励社会积极从事智慧创造。其次，知识产权能够平衡权利人与公众的利益。知识产权制度通过适度限制权利主体专有权利的行使，达到调节权利主体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促进知识商品的传播，推进社会整体进步。最后，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促进创新成果的商业化。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制度保障，是连接知识产品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法律纽带，通过授权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和合理使用等方式，规范主体间的产权交易，促进产品的生产应用，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化。

三、文化创意产业立法的国外经验

1998年英国提出发展创意产业，其他发达国家紧跟而上，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域外的文化创意产业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尤其是立法方面，在立法模式、立法路径上各有所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收借鉴域外科学合理、成熟可行的经验，对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官方网站可以发现，除英国为不成文法国家外，其他各国的宪法对知识产权法均有统领。在立法模式上，欧美几国采用分散式立法，均无统一的文化创意产业法，透过具体的知识产权部门法来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此相反，同为亚洲经济高水平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则青睐统一式立法，都制定了基础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法。

韩国既有基础性的《文化产业促进框架法》，也有针对各个具体行业的法律，如《游戏产业促进法》《在线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法》《种子产业法》《出版产业促进法》《音乐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日本虽然没有直接制定各种产业法，但是对文化方面的立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先后制定了《文化财产保护法》《文化和艺术促进基本法》等法律。

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立法现状及其不足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立法，模式上属于“分散式”立法，没有统一的基本法律作指引，以《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为主，其他则散见于《广告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另外还有一些国务院条例、部门规章和少量的地方政府规章。这些法律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与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创意产业地位相比，并不匹配，尚不能承担起支撑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任。

形式方面，与文化创意产业有关的法律文本数量太少，与商标权相关法律1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行政法规有5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著作权相关法律1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行政法规有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等；专利权相关法律1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相关行政法规3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代理条例》《国防专利条例》。即便与日、韩等“轻式”立法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法律文本数量十分单薄，这也是目前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困境的源头。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立法的不足主要有：（1）缺少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性法律。虽然数量上有了不少法律规范，但是由于基本法的缺位，导致众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立法理念不统一，价值定位模糊，立法体系尚未成型；（2）部门法不完善。《著作权法》自1990年实行以来修订了两次，《专利法》自1984年通过后已修改了三次，《商标法》自1982年实施后也已修改了三次，虽然三大知识产权法不断修正，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相比仍显落后，在保护主体范围、客体类型等方面仍需加强；（3）传统文化保护不够。我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近二百年来一直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忘记了自身的文化优势，尤其是法律上的保护更是不足；（4）地方自主权不够。科技与创新虽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是文化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尤其是我国地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历史传统不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地方的自主开发。

文章来源：《产业创新研究》 网址: http://www.cycxyj.cn/qikandaodu/2021/0525/16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