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与市场视角下的精准医学创新(2) - 产业创新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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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与市场视角下的精准医学创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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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美两国的精准医学存在差异，但都设计了横跨多维度的创新体系支撑其顺利实施。就关键性技术基础而言，英、美都拥有世界级生物数据中心——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EBI）和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公立研究经费对生物信息学算法和模型等基础性研究一直有专项投入，为精准医学和精准医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1]。在社会和市场层面，两国伦理学界早在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时就对将人类基因组运用于研究与医疗有可能会导致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基于伦理分析和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特点，英、美两国制定了数据分享与保护、基因歧视、公众参与、研究—临床转化、研究—产业合作以及药物市场准入规制与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2]。

我国在2015年初提出“精准医疗战略”，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共计6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付200亿元，企业和地方财政配套400亿元。总体上看，我国“精准医疗战略”与美国“精准医学计划”较为相似，当前侧重于基础和临床研究。国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委员会负责人詹启敏院士对精准医学的定义是：“根据患者的临床信息和人群队列信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结合患者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实现精准的疾病分类及诊断，制定具有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3]由此可见，我国“精准医疗战略”相较于美国“精准医学计划”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首先，美国精准医学主要以基因组科学为基础，而我国精准医学不仅仅局限于基因组学的研究，还将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表观遗传组学、免疫组学等一系列人体遗传信息也纳入研究范畴。其次，我国强调以分子影像学和病理学为基础的精确诊断。最后，除了疾病的精准治疗，我国同时将防控与诊疗作为精准医疗的重点任务。我国“精准医疗战略”有着非常清晰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路线图，目前主要由科技部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进行部署，工作具体包括：构建百万人以上的自然人群国家大型健康队列和重大疾病专病队列，建立生物医学大数据共享平台及大规模研发生物标志物、靶标、制剂的实验和分析技术体系，建设中国人群典型疾病精准医学临床方案的示范、应用和推广体系，推动一批精准治疗药物和分子检测技术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等等。

二、精准医学的创新研究

为了应对新兴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所带来的复杂社会问题，保障公共利益，欧美等西方国家在科技创新体系的管理方式上逐步实现了从自上而下的集权化方式向多主体、网络化和扁平化方式的转变[4]。具体体现在摒弃对某些企业的补贴与特定技术的研发投入为主要手段的政府干预市场方式，转而围绕创新能力的建设，即为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必要条件[5]。生物医学作为以知识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兴领域，近年来其创新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促进生物医学产业的集群式发展[6]，以风险投资为媒介促进产、学、研合作最终达到加速医学科技成果商业化的目的[7]，将健康和医药市场监督管理纳入生物医学创新治理的内容以避免采取限制创新的市场或产业规制[8]，以鼓励公众与其他各方对话的方式扩大公众参与生物医学创新[9]等方面。同时，有学者指出，生物医学创新体系的建设和管理模式的选择必须将国家愿景、主流社会价值和文化等因素考虑在内，这样才能促使生物医学通过一种自我维系和自我驱动的方式发展[10]。Brian Salter（布莱恩·索尔特）和Charlotte Salter（夏洛蒂·索尔特）认为，各国的创新体系应与本土生物医学创新活动紧密结合，以应对生物医学知识创造和创新过程中每一个阶段所面临的张力和不确定性[11]。他们就此提出科学—社会—市场三维分析方法，打开了生物医学创新这一“黑箱”，揭示了创新的过程并将之置于不同的维度中，为生物医学的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我国传统的科技管理以行政管理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曾极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建设。以信息与通信科技发展为例，我国在起步阶段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无疑是当时实现科技追赶和满足成熟市场需求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愈加显著的时代，传统的科技管理模式已很难适应创新和发展的需要。这是因为，首先，传统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并没有充分考虑科技活动及其管理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要求和任务密切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分离[12]；其次，科技创新已经呈现出多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甚至跨国别的交叉融合趋势，创新过程需要多方协作与各类资源整合，单纯由行政主导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很容易造成创新过程中部门分割严重和部门间目标与利益冲突等问题[13]；最后，随着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公众的权利意识与对科技的风险意识也显著增强，从“邻避事件”①邻避事件，也称邻避冲突，是指居民对在附近建设有可能造成损害身体健康、导致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下降的项目，采取强烈和坚决的集体反对，甚至是抗争行为。到转基因作物争议，都体现了我国公众对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以及积极参与科技决策的热情，这对科技创新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4]。

文章来源：《产业创新研究》网址: http://www.cycxyj.cn/qikandaodu/2021/0709/17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