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常态＂背景下发展高职教育的重要性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目前已进入增速相对趋缓的“新常态”阶段，在此背景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换挡升级”，至关重要。发达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对于推进创新驱动型发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有着特殊意义。概而言之，发展高职教育的意义有三：其一，培养造就高技能人才资源，支撑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转型发展；其二，培育供给创新资源，支撑和引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产业集聚升级；其三，能够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 一、发展高职教育，有助于培养高技能人才资源，支撑和引领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人才资源是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高技能人才更是人才队伍中参与生产、创新系统最活跃的要素。高职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培养大批高级应用型人才，尤其是为地方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一）发展高职教育，适应新兴产业崛起、传统产业升级和人才资源结构优化调整之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八大后，中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调结构更是摆在了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地位；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加速融合，传统工业加速转型升级，传统农业也逐步走上现代化之路，各行各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化；制造“智能化”、生产“智慧化”、机器人替代工人正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加快升级，使得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即：由对熟练劳动者和中初级技能人才的需求，转变为对中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满足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资源，需要通过高职教育来提供。从支撑和引领产业升级的层面来说，教育要优先发展、人才要优先投入，高级技能人才队伍培养更要摆在极度重要的位置，优质高职教育应成为优先投入的重点。 （二）发展层次多样的高职教育，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 传统上我国有东中西经济地理概念的区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区域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一直在产业高度和产业形态上引领着全国产业发展；包括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等省区的中部地区一直作为中间层级，产业构成较为复杂，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并存；而西部地区则是欠发达地区的代名词，产业结构单一、落后。当然，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已不仅仅是传统、落后产业形态的代名词，很多地区既有传统产业，也培养了不少有着较强竞争能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即使是东部发达地区，其内部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粤北、苏北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与区域内发达地区相比就有较大差距。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高度必然需要多样化的技能人才资源，而多样化的技能人才资源必然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企业培训教育。高等职业学校作为主要面向区域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资源教育培养机构，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教育培养多层次、多样化高素质应用人才的主阵地。 （三）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带来的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化也迫切需要发展高职教育 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未来将要重点推进‘三个1亿人’的城镇化，即：到2020年，使大约一亿具备条件、也有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各类城市和城镇；通过加大棚户区、城中村的改造力度，使大约一亿生活在棚户区和城中村的常住人口改善居住条件；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就近城镇化。当然，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光农民工的数量就有2.69亿。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告别他们熟悉的传统农业，转向他们不熟悉的第二、第三产业。这些人最缺乏的就是技术，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高水平的教育、掌握高层次的技能，因此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发挥高职教育的作用，通过各种技能学习和培训逐步将这些农村人口转化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 二、发展高职教育，有助于培育创新资源要素，支撑引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产业集聚升级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告别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而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意味着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变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高产出的发展模式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产出的发展模式。目前，我国GDP已达到10万亿美元，但每创造1美元的GDP，消耗掉的能源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6.6倍。我们的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12%，但原煤消耗占全球比重为31%，铁矿石占比为30%，钢材占比为27%，氧化铝占比为25%，水泥占比更达到了40%。很显然，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转变当前的发展方式，这个转变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把发展的动力逐步转变为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上来。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80%以上，而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在39%左右。科技进步、创新驱动的主体是人才，其中高素质技能应用型人才在这个转变和进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科技进步、技术创新需要创新型技能人才的支撑 创新，特别是产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产业链意义上的创新。创新不仅仅是顶尖科学家的事，还需要优秀工程技术人才的参与，更要有经验丰富、技能高超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配合。德国是世界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等享誉全球，“德国造”已成为质量的保证。近年来，德国提出了“工业4.0”革命的规划，意图通过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把德国的工业带入新的发展阶段。德国工业制造甚至“工业4.0”战略设想的一个强力支撑，就是先进发达的职业技能教育。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已成为德国制造的核心优势。我国要把中国版的“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就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强化人才支撑，优先发展教育、优先人才投入，更加重视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 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对于科技进步、产业技术创新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支撑、引领作用贯穿于创新链条全过程：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产品创新，整个创新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能人才的作用。没有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支撑，就会陷入“想得出、做得到、造不了”的尴尬境地。 此外，高职院校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具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和较为先进的实验设备，是一个能够参与技术创新、技术交流、技术转化和技术贸易的基地，可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发明创造、先进工艺、先进技术通过技术市场等渠道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还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调整自己的科技方向和科研计划，使之更符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创新体系建设中，高职院校还可以学习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做法，积极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接受企业委托，或者主动与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或者攻关任务进行研究、开发，使学校和企业科技人才相互渗透，推动企业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力。 （二）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是形成区域资源优势、推动产业集聚升级的重要因素 产业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在一定地理空间的集中，会带来分工深化和集聚规模效应。此一效应应归因于需求的规模化和供给的专业化，以及中间产品的共享。但是，吸引产业集聚和不断升级的因素是什么？产业经济学由此提出了产业集聚点的概念，包括产业氛围的形成、特定产业技术人才的集聚等。可见，企业在扎堆进行集聚决策选择的时候，特定人才资源及其低替代性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人才资源作为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既影响着企业产品的生产质量（生产要素质量是企业产品质量的重要影响因子），其数量更对一个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产生很大影响，而后者则是影响和决定一定区域产业结构选择的重要因素。这可以从区域产业发展的实证经验得到验证。上海、广州、武汉等汽车产业重镇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汽车产业集聚现象，很多汽车品牌都在这些区域集聚。以武汉为例，目前东风、通用、雷诺、本田、比亚迪等汽车厂家都先后汇聚于此。究其原因，除了政府政策吸引、武汉区位优势明显、城市人口规模大和经济实力达到一定层次之外，汽车产业所需人才资源的集聚集中也是重要因素。武汉高校、科研院所众多，武汉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院校都设有与汽车制造相关的专业，培养相关专门人才，具备很高研发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扎根湖北的二汽长期培养集聚了大量汽车技术人才。这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汽车厂商寻才、用才和育才的成本，另一方面又使得相关的高职院校获得自身的发展空间。 高素质技术人才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还体现在引领产业升级上。人才资源升级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先导。评价一个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以及研究这个地区的产业如何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尤其是主导产业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原则，是一个重要评价标准。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往往是先天给定的，只有人才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借助长期的投入和培育发生重大改变，进而改变地区之间资源禀赋的结构对比，引领区域产业结构的换代升级。 三、发展高职教育还能够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的拉动作用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而且就其运行过程而言，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消费性活动，即：有技能培训需求的学员通过支付成本而获取教育产品。 作为一种社会投资行为，高职教育应该纳入全社会总投资的统计范畴。大致说来，高职教育投资包括基建投资、仪器设备投资、教学生活设施设备投资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高职院校的建设投资，仅基建投入都要以亿、十亿投资额计，建设周期也较长；如果加上投资的乘数效应，事实上能够为社会贡献几十亿甚至更多的经济产值，能够对钢铁、水泥等上游产业产生一定的需求拉动作用。 另一方面，一旦高职院校建成，其日常运转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消费系统。首先，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学员，在不断汲取知识营养的同时，必须部分或全部地承担教育消费的成本（部分学者据此而主张高职教育产业化，但笔者认为，高职教育服务如同任何其他形式的教育服务一样，并非纯粹的消费品，而是带有很强“正外部性”的混合型产品，故而不宜走彻底的产业化道路）。这些教育消费支出也应记入地区经济产值之中。其次，高职院校自身是一个庞大的生活消费系统，上万乃至几万师生员工生活这个系统当中，而且，这个系统的消费者几乎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相当消费实力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行为将对区域相关产业产生长久持续的拉动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创新机制，遵循高职教育发展规律，整合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各方资源，融合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认识高职教育的外溢或外部性，进而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投入，避免步入高职教育彻底市场化的误区，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高职教育（部分地）作为一个消费系统的属性，进而认识到发展高职教育绝非政府独揽之事，其投入主体必须多元化。具体而言，在坚持国家办学为主的同时，应鼓励社会力量成为办学主体，形成官办、民办、中外合办、私立大学和股份制大学共同发展，并同享国民待遇的高职教育发展格局。

文章来源：《产业创新研究》 网址: http://www.cycxyj.cn/qikandaodu/2020/0826/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