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产品密度对产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中国出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成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任务，也成为发展经济的第一理念。近年来，中国依靠低成本发展出口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与以盲目扩大出口规模和追求增长速度相比，更加关注出口产品的质量和结构优化。随着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层次贸易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目前的出口贸易结构是否能够促进产业创新的发展？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基于传统比较静态框架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当期的专业化模式对于该国未来的创新发展几乎不起什么作用，Hausmann和Klinger[1]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则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比较优势框架，认为基于产品层面的比较优势具有内生动态演化的途径与方向，生产新产品的潜力与出口其他产品所要求的能力是不完全替代的，会随着产品的异质性程度发生变化，并认为一国成功开发新产品的概率依赖于相关可获得的生产资源，也更容易开发那些与本国出口较为相似(邻近)的产品。因此，在产品空间理论看来，生产新产品的速度依赖于国家已发展的具有生产潜力的出口产品密度。那么产品空间理论能否在中国产业层面得到体现？中国出口产品密度的变化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有何作用？本文将利用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中国出口产品密度的变迁对产业创新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出口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新产品稳定性的影响，并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对国家或者区域未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及其结构转型的可能性进行预测。比如Poncet和Waldemar[2]发现出口增速较高的产品都是与当地生产结构联系紧密的产品，表明产品密度会引起出口溢出效应增强，产品间联系密切有助于企业层面的升级，从产业政策角度说明中国在促进出口策略时，应该更集中于当地或者本国核心竞争力相一致的产业。Boschma等[3]将演化经济地理学和产品空间理论相结合，发现西班牙区域层面产业结构的邻近性在区域新产业萌发中发挥的作用比国家层面产业结构的邻近性作用更显著。胡立法[4]在产品空间结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中韩两国的产业升级，认为中国较韩国具有更多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品生产能力，但是需要进一步创造条件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张亭和刘林青[5]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升级更多是依赖原有的要素禀赋，而美国则主要是在现有的要素禀赋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贺灿飞等[6]认为中国四大区域出口结构受到产品密度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吴小康和于津平[7]研究了产品密度对新产品出口稳定性的影响，认为企业出口的新产品与其所在地区其他产品关联密度越强，新产品出口越稳定。 还有部分学者论证了出口对产业创新的相关影响。 Golovko 和Valentini[8]从微观企业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创新和出口在一个动态良性循环中相互得到加强，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可以促进学习，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同时企业通过创新可以进入新的地理市场，从而使出口获得成功。Chiva等[9]通过分析西班牙1767家企业，发现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更具创新性，并认为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要显著于出口学习效应。姚相如等[10]研究发现出口广度主要对非高技术行业创新性影响显著，出口深度则对高技术行业产生显著影响。祝树金等[11]研究发现出口相关产品说明关联性较强，有利于企业间共享信息，产业间溢出效应也较高，技术创新比较容易；而出口无关产品则说明产品之间差异比较大，跨产业间知识溢出比较难以吸收，不利于技术创新。李兵等[12]研究发现出口主要促进了中高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对中低和低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部分学者认为出口会对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但利用出口产品密度分析其对新产品以及能否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也鲜有学者基于不同产品空间下的出口产品密度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引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相关合作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潜力和便利化、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全球经贸格局重构和自贸区建设[13-16]等方面展开论述。但在阶段性发展成果背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对国内产业创新影响的讨论还不够充分。因此，本文将探究在全世界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对产业创新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将是出口贸易对创新性影响的有益补充，也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和政策建议。 二、出口产品密度测度方法 在计算出口产品密度之前，首先需要计算产品邻近度。产品空间中把成对的出口产品条件概率最小值作为度量产品邻近度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共同出口的观念上，以反映产品在制度、基础设施、资源、技术或者其他一些合作方面的相似需要，通过两个产品是否倾向于一起出口来判断产品之间的相似程度。如公式(1)所示，其中Pr(i|j)表示产品j出口时产品i也出口的概率，Pr(j|i)表示产品i出口时产品j也出口的概率。当国家c出口的产品i和j分别具有比较优势时，RCAc(i)和RCAc(j)分别等于1；当国家c出口的产品i和j同时具有比较优势时，RCAc(i|j)和RCAc(j|i)均等于1。因此，Pr(i|j)为出口产品i和j同时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国家数量，与产品i单独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国家数量之比，Pr(j|i)同理。 φi,j,t=min[Pr(i|j),Pr(j|i)] 如公式(4)所示，出口产品密度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出口篮子中，一种产品与其他周围产品的聚集程度，可理解为一个国家出口篮子中目前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未来可以转变为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能力，其中分母为产品i与所有产品j的邻近度之和，分子为所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邻近度之和。 本文参考李月等[17]的处理方法，将行业中所有产品密度的均值表示为该类出口行业密度。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业密度则将全世界国家样本改为沿线62个国家(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为东南亚10 国 ：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中东欧16 国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蒙古、中亚5 国、独联体7 国 ：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亚8 国 ：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西亚北非16 国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得出沿线国家范围内的各种产品比较优势，测算出中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再按行业将所有产品归类后求出行业产品密度均值。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计量模型如下 ：公式(5)中将34个工业行业新产品数量作为产业创新的被解释变量，new表示每个行业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公式(6)中将行业新产品数量与行业层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作为产业创新的被解释变量，caa表示行业层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公式(7)中将工业行业新产品数量与行业层面具有比较优势值作为产业创新的被解释变量，rca表示行业层面的比较优势值，具体计算方法为将每个行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值赋予权重后加总，ωi,t-1代表出口产品密度，Contr为其他控制变量，X为年份控制变量，ε为其他扰动项。 建立模型如下 ： newi,t=α*newi,t-1+γDensityi,t-1+β1Contr+β2X+εi,t newi,t*caai,t=α*newi,t-1*caai,t-1+γDensityi,t-1+β1Contr+β2X+εi,t newi,t*rcai,t=α*newi,t-1*rcai,t-1+γDensityi,t-1+β1Contr+β2X+εi,t (二)指标选择 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资本密度、研发密度和技术潜力。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是先进技术转移的最显著途径。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被认为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18]Khachoo和Sharma[19]还认为从事供应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性的影响更为积极。FDI变量由外商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经平减后得出。 人力资本(labor)。人力资本首先被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Subramaniam和Youndt[20]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社会的创新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能够促进现有知识的转化，从而影响企业生产新产品的根本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由科技活动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比值来表示。 资本密度(zbmd)。固定资产的投入会起到调节国家资源配置的作用，进而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水平。资本密度由固定资产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表示。 研发密度(yfmd)。研发密度可以衡量企业对新产品研发的投入规模。研发密度由技术研发经费内部筹集与工业总产值比值来表示。 技术潜力(skill)。技术潜力可以表示为人均科研投入量的绩效。技术潜力与研发密度都是企业研发的投入，但具体经济意义并不相同，研发密度侧重于产出的研发绩效，而技术潜力更侧重人员科研绩效。技术潜力由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与年末从业人员比值来表示。 表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variableNmeansdp50minmaxnew6120.19 0.48 0.09 0.00 6.20 new?caa6120.61 2.20 0.11 0.00 30.99 new?rca6120.31 1.11 0.11 0.00 21.94 midu6120.38 0.06 0.38 0.13 0.55 yymidu6120.48 0.07 0.47 0.28 0.70 FDI6120.50 0.62 0.29 0.00 3.96 labor6120.05 0.04 0.03 0.00 0.70 zbmd6120.43 0.47 0.29 0.03 6.33 yfmd6120.01 0.01 0.01 0.00 0.24 skill6120.76 1.08 0.42 0.01 14.19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2列示了中国出口产品密度对行业新产品的影响。首先考察在全世界范围内，新产品数量的滞后一期对前一期具有负向影响，说明新产品开发在短期内创新性仍受到前期开发及研制的影响。选取滞后一期的出口产品密度考查对新产品的影响，能够较好地避免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为正向的促进作用，说明出口产品密度越高，实现新产品生产的可能性就越高，体现为出口产品密度越高，跨越产品生产能力的阻碍越小，越有利于产业创新；而如果出口产品密度稀疏，现有能力和新产品所需能力难以联结，不利于产业创新。 表2基于行业新产品实证回归结果(1)(2)(3)(4)(5)(6)(7)newi,t-1-0.068-0.083?-0.123???-0.123???-0.134???-0.129???-0.123???(-1.57)(-1.87)(-2.61)(-2.63)(-2.86)(-2.77) (-2.63)Densityi,t-10.080??0.070??0.090??0.092??0.091??0.098???0.028(2.43)(2.07)(2.35)(2.43)(2.42)(2.60)(0.49)FDI0.1270.217??0.186??0.183??0.174? 0.212??(1.56)(2.35)(2.02)(2.00)(1.89)(2.31)labor0.222???0.208???0.132?0.1150.138?(3.73)(3.53)(1.82)(1.54)(1.85)zbmd0.205???0.170??0.226???0.222???(3.06)(2.44)(3.35)(3.26)yfmd0.107?(1.81)skill0.125??0.114?(2.04)(1.85)_cons0.235???0.172?0.855???1.135???1.485???1.079???1.087???(2.65)(1.77)(4.05)(4.97)(4.97)(4.79)(4.77)N612612612612612612612r20.5080.5110.5320.5420.5450.5460.539r2_a0.4610.4620.480.490.4920.4930.486模型FEFEFEFEFEFEFEyearYesYesYesYesYesYesYes范围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一带一路F30.22228.83728.90428.37627.25627.35026.650 方程(2)中加入FDI控制变量后，FDI并不显著；但在方程(3)中加入人力资本后，FDI由之前的不显著变为显著，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对产业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方程(4)中加入资本密度后表现显著，整体回归解释力也更强，说明固定资产投入在产业创新过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作用；方程(5)和(6)分别加入代表研发投入的研发密度和技术潜力，也均表现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对于新产品的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接下来考察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的影响。如表2中的方程(7)所示，出口产品密度由之前的正向显著变为正向不显著，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出口密度对产业创新无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中国高技术行业的很多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处于前沿水平，在创新方面可能需要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来寻求在产品空间上的路径突破，或者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以带动国内技术创新升级，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突破原有的产业路径来实现跨越式的创新发展。其他四个控制变量与方程(6)表现相同，均为正向显著。 方程(1)～(7)在进行wald检验时，发现时间固定效应无法满足同时等于0的假设条件，因此在面板固定效应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效应。 (二)新产品与比较优势互乘项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出口产品密度在新产品生产之后能否达到具有比较优势水平，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新产品与比较优势逻辑值(1,0)的互乘项，根据公式(4)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表3可以看出，开放度、人力资本和资本密度表现显著，研发密度和技术潜力在助推行业新产品转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说明我国实现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和固定资本来驱动，而研发密度和技术潜力虽然起到了科技创新的作用，但是在真正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时未起到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整体上体现出我国研发投入效率对创新性的贡献不高。 表3新产品比较优势交互项实证回归影响(1)(2)(3)(4)(5)(6)(7)new?Caai,t-1-0.054-0.077?-0.107??-0.109??-0.111??-0.109??-0.104??(-1.23)(-1.71)(-2.24)(-2.29)(-2.33)(-2.29) (-2.17)Densityi,t-10.411??0.341?0.432??0.442??0.440??0.453??0.109(2.39)(1.95)(2.17)(2.23)(2.22)(2.28)(0.37)FDI0.889??1.314???1.194??1.183??1.167??1.340???(2.10)(2.72)(2.47)(2.44)(2.40)(2.77)labor0.614??0.561?0.4010.3840.489(1.99)(1.82)(1.06)(0.98)(1.26)zbmd0.818??0.746??0.858??0.840??(2.34)(2.05)(2.43)(2.36)yfmd0.222(0.72)skill0.2350.188(0.73)(0.58)_cons0.777??0.3082.080??3.208???3.906???2.876??2.915??(2.01)(0.69)(1.97)(2.77)(2.59)(2.44)(2.45)N612612612612612612612r20.3380.3440.3580.3650.3660.3660.359r2_a0.2740.2790.2860.2930.2920.2920.284模型FEFEFEFEFEFEFEyearYesYesYesYesYesYesYes范围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一带一路F14.92614.46314.13713.81313.13513.13612.741 同时，再次检验在“一带一路”范围内，新产品同比较优势逻辑值相乘项中出口产品密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同表2中的方程(7)一致，出口产品密度由之前的显著变为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与之前表现相同。中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对新产品转向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通过出口贸易实现产业创新发展，需要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来实现产业升级。表3与表2的解释变量一致，可作为表2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说明表2和表3的稳健性，按照公式(5)，将被解释变量新产品与比较优势逻辑值互乘项替换为新产品与比较优势值的互乘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整体表现与表3的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证明表2和表3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4新产品比较优势交互项稳健性检验(1) (2)(3)(4)(5)(6)(7)new?rcai,t-1-0.081? -0.093??-0.31-0.289-0.491??-0.294-0.122??(-1.86) (-2.08)(-1.34)(-1.26)(-1.98)(-1.27) (-2.56) Densityi,t-10.120.0990.284?0.280?0.277?0.281? 0.06(1.35)(1.10)(1.95)(1.94)(1.93)(1.94)(0.39)FDI0.2461.106???1.004???1.018???1.004???0.4(1.11)(2.91)(2.65)(2.70)(2.64)(1.59)labor0.658???0.634???0.2030.5870.25(2.75)(2.67)(0.65)(1.60)(1.23)zbmd0.588??0.464??0.595??0.461??(2.57)(1.97)(2.55)(2.48)yfmd0.516??(2.06)skill0.0460.135(0.17)(0.81)_cons0.411??0.2792.265??2.282???6.329???2.2191.79???FDI-2.133-1.228-2.319-2.733-5.562-1.639(2.89)N612612612612612612612r20.2840.2860.3260.3390.3480.3390.307r2_a0.2150.2150.2290.2420.2490.2390.226YearYesYesYesYesYesYesYes范围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一带一路F11.60611.06511.25211.12110.79710.39710.055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1998～2015年UNComtrade统计数据库计算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出口产品密度，实证检验其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以新产品作为产业创新被解释变量和新产品与比较优势互乘项作为产业创新被解释变量中，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产品密度具有正向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一带一路”范围内中国出口产品密度的影响则不显著，通过控制变量还发现产业创新主要依靠资本投资和对外开放来驱动，人力资本和研发密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目前发展阶段，政府应根据具备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密度挖掘优势产业，积极鼓励和推动产品空间拓展性地向邻近的创新性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我国的能力禀赋和生产禀赋优势，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产业；二是提高研发资本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重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政府科研投入的产出绩效，逐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引进国外技术为主的创新模式；三是根据我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出口产品动态比较优势演化趋势，我国应适度改变目前的出口贸易结构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以此进一步带动国内产业创新发展；四是我国需要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各国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着眼于技术前沿应用研究、高技术产品研发和转化，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沿线国家转移，不断将创新驱动发展推向前进。[21] [1]Hausmann R, Kling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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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成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任务，也成为发展经济的第一理念。近年来，中国依靠低成本发展出口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与以盲目扩大出口规模和追求增长速度相比，更加关注出口产品的质量和结构优化。随着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层次贸易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目前的出口贸易结构是否能够促进产业创新的发展？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基于传统比较静态框架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当期的专业化模式对于该国未来的创新发展几乎不起什么作用，Hausmann和Klinger[1]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则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比较优势框架，认为基于产品层面的比较优势具有内生动态演化的途径与方向，生产新产品的潜力与出口其他产品所要求的能力是不完全替代的，会随着产品的异质性程度发生变化，并认为一国成功开发新产品的概率依赖于相关可获得的生产资源，也更容易开发那些与本国出口较为相似(邻近)的产品。因此，在产品空间理论看来，生产新产品的速度依赖于国家已发展的具有生产潜力的出口产品密度。那么产品空间理论能否在中国产业层面得到体现？中国出口产品密度的变化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有何作用？本文将利用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中国出口产品密度的变迁对产业创新的影响。一、文献综述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出口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新产品稳定性的影响，并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对国家或者区域未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及其结构转型的可能性进行预测。比如Poncet和Waldemar[2]发现出口增速较高的产品都是与当地生产结构联系紧密的产品，表明产品密度会引起出口溢出效应增强，产品间联系密切有助于企业层面的升级，从产业政策角度说明中国在促进出口策略时，应该更集中于当地或者本国核心竞争力相一致的产业。Boschma等[3]将演化经济地理学和产品空间理论相结合，发现西班牙区域层面产业结构的邻近性在区域新产业萌发中发挥的作用比国家层面产业结构的邻近性作用更显著。胡立法[4]在产品空间结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中韩两国的产业升级，认为中国较韩国具有更多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品生产能力，但是需要进一步创造条件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张亭和刘林青[5]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升级更多是依赖原有的要素禀赋，而美国则主要是在现有的要素禀赋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贺灿飞等[6]认为中国四大区域出口结构受到产品密度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吴小康和于津平[7]研究了产品密度对新产品出口稳定性的影响，认为企业出口的新产品与其所在地区其他产品关联密度越强，新产品出口越稳定。还有部分学者论证了出口对产业创新的相关影响。 Golovko 和Valentini[8]从微观企业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创新和出口在一个动态良性循环中相互得到加强，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可以促进学习，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同时企业通过创新可以进入新的地理市场，从而使出口获得成功。Chiva等[9]通过分析西班牙1767家企业，发现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更具创新性，并认为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要显著于出口学习效应。姚相如等[10]研究发现出口广度主要对非高技术行业创新性影响显著，出口深度则对高技术行业产生显著影响。祝树金等[11]研究发现出口相关产品说明关联性较强，有利于企业间共享信息，产业间溢出效应也较高，技术创新比较容易；而出口无关产品则说明产品之间差异比较大，跨产业间知识溢出比较难以吸收，不利于技术创新。李兵等[12]研究发现出口主要促进了中高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对中低和低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部分学者认为出口会对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但利用出口产品密度分析其对新产品以及能否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也鲜有学者基于不同产品空间下的出口产品密度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引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相关合作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潜力和便利化、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全球经贸格局重构和自贸区建设[13-16]等方面展开论述。但在阶段性发展成果背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对国内产业创新影响的讨论还不够充分。因此，本文将探究在全世界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对产业创新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将是出口贸易对创新性影响的有益补充，也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和政策建议。二、出口产品密度测度方法在计算出口产品密度之前，首先需要计算产品邻近度。产品空间中把成对的出口产品条件概率最小值作为度量产品邻近度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共同出口的观念上，以反映产品在制度、基础设施、资源、技术或者其他一些合作方面的相似需要，通过两个产品是否倾向于一起出口来判断产品之间的相似程度。如公式(1)所示，其中Pr(i|j)表示产品j出口时产品i也出口的概率，Pr(j|i)表示产品i出口时产品j也出口的概率。当国家c出口的产品i和j分别具有比较优势时，RCAc(i)和RCAc(j)分别等于1；当国家c出口的产品i和j同时具有比较优势时，RCAc(i|j)和RCAc(j|i)均等于1。因此，Pr(i|j)为出口产品i和j同时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国家数量，与产品i单独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国家数量之比，Pr(j|i)同理。φi,j,t=min[Pr(i|j),Pr(j|i)](1)(2)如公式(4)所示，出口产品密度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出口篮子中，一种产品与其他周围产品的聚集程度，可理解为一个国家出口篮子中目前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未来可以转变为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能力，其中分母为产品i与所有产品j的邻近度之和，分子为所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邻近度之和。(3)(4)本文参考李月等[17]的处理方法，将行业中所有产品密度的均值表示为该类出口行业密度。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业密度则将全世界国家样本改为沿线62个国家(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为东南亚10 国 ：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中东欧16 国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蒙古、中亚5 国、独联体7 国 ：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亚8 国 ：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西亚北非16 国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得出沿线国家范围内的各种产品比较优势，测算出中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再按行业将所有产品归类后求出行业产品密度均值。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一)模型构建本文计量模型如下 ：公式(5)中将34个工业行业新产品数量作为产业创新的被解释变量，new表示每个行业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公式(6)中将行业新产品数量与行业层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作为产业创新的被解释变量，caa表示行业层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公式(7)中将工业行业新产品数量与行业层面具有比较优势值作为产业创新的被解释变量，rca表示行业层面的比较优势值，具体计算方法为将每个行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值赋予权重后加总，ωi,t-1代表出口产品密度，Contr为其他控制变量，X为年份控制变量，ε为其他扰动项。建立模型如下 ：newi,t=α*newi,t-1+γDensityi,t-1+β1Contr+β2X+εi,t(5)newi,t*caai,t=α*newi,t-1*caai,t-1+γDensityi,t-1+β1Contr+β2X+εi,t(6)newi,t*rcai,t=α*newi,t-1*rcai,t-1+γDensityi,t-1+β1Contr+β2X+εi,t(7)(二)指标选择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资本密度、研发密度和技术潜力。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是先进技术转移的最显著途径。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被认为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18]Khachoo和Sharma[19]还认为从事供应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性的影响更为积极。FDI变量由外商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经平减后得出。人力资本(labor)。人力资本首先被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Subramaniam和Youndt[20]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社会的创新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能够促进现有知识的转化，从而影响企业生产新产品的根本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由科技活动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比值来表示。资本密度(zbmd)。固定资产的投入会起到调节国家资源配置的作用，进而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水平。资本密度由固定资产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表示。研发密度(yfmd)。研发密度可以衡量企业对新产品研发的投入规模。研发密度由技术研发经费内部筹集与工业总产值比值来表示。技术潜力(skill)。技术潜力可以表示为人均科研投入量的绩效。技术潜力与研发密度都是企业研发的投入，但具体经济意义并不相同，研发密度侧重于产出的研发绩效，而技术潜力更侧重人员科研绩效。技术潜力由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与年末从业人员比值来表示。表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variableNmeansdp50minmaxnew6120.19 0.48 0.09 0.00 6.20 new?caa6120.61 2.20 0.11 0.00 30.99 new?rca6120.31 1.11 0.11 0.00 21.94 midu6120.38 0.06 0.38 0.13 0.55 yymidu6120.48 0.07 0.47 0.28 0.70 FDI6120.50 0.62 0.29 0.00 3.96 labor6120.05 0.04 0.03 0.00 0.70 zbmd6120.43 0.47 0.29 0.03 6.33 yfmd6120.01 0.01 0.01 0.00 0.24 skill6120.76 1.08 0.42 0.01 14.19注 ：根据UNComtrade统计数据库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而得，统计年度为1998～2015年。四、实证检验与分析结果(一) 基准回归表2列示了中国出口产品密度对行业新产品的影响。首先考察在全世界范围内，新产品数量的滞后一期对前一期具有负向影响，说明新产品开发在短期内创新性仍受到前期开发及研制的影响。选取滞后一期的出口产品密度考查对新产品的影响，能够较好地避免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为正向的促进作用，说明出口产品密度越高，实现新产品生产的可能性就越高，体现为出口产品密度越高，跨越产品生产能力的阻碍越小，越有利于产业创新；而如果出口产品密度稀疏，现有能力和新产品所需能力难以联结，不利于产业创新。表2基于行业新产品实证回归结果(1)(2)(3)(4)(5)(6)(7)newi,t-1-0.068-0.083?-0.123???-0.123???-0.134???-0.129???-0.123???(-1.57)(-1.87)(-2.61)(-2.63)(-2.86)(-2.77) (-2.63)Densityi,t-10.080??0.070??0.090??0.092??0.091??0.098???0.028(2.43)(2.07)(2.35)(2.43)(2.42)(2.60)(0.49)FDI0.1270.217??0.186??0.183??0.174? 0.212??(1.56)(2.35)(2.02)(2.00)(1.89)(2.31)labor0.222???0.208???0.132?0.1150.138?(3.73)(3.53)(1.82)(1.54)(1.85)zbmd0.205???0.170??0.226???0.222???(3.06)(2.44)(3.35)(3.26)yfmd0.107?(1.81)skill0.125??0.114?(2.04)(1.85)_cons0.235???0.172?0.855???1.135???1.485???1.079???1.087???(2.65)(1.77)(4.05)(4.97)(4.97)(4.79)(4.77)N612612612612612612612r20.5080.5110.5320.5420.5450.5460.539r2_a0.4610.4620.480.490.4920.4930.486模型FEFEFEFEFEFEFEyearYesYesYesYesYesYesYes范围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一带一路F30.22228.83728.90428.37627.25627.35026.650注 ：*、**、***表示在10%、5%和1%显著水平，括号内为T值，表3、表4同。方程(2)中加入FDI控制变量后，FDI并不显著；但在方程(3)中加入人力资本后，FDI由之前的不显著变为显著，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对产业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方程(4)中加入资本密度后表现显著，整体回归解释力也更强，说明固定资产投入在产业创新过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作用；方程(5)和(6)分别加入代表研发投入的研发密度和技术潜力，也均表现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对于新产品的产出具有正向影响。接下来考察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的影响。如表2中的方程(7)所示，出口产品密度由之前的正向显著变为正向不显著，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出口密度对产业创新无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中国高技术行业的很多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处于前沿水平，在创新方面可能需要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来寻求在产品空间上的路径突破，或者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以带动国内技术创新升级，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突破原有的产业路径来实现跨越式的创新发展。其他四个控制变量与方程(6)表现相同，均为正向显著。方程(1)～(7)在进行wald检验时，发现时间固定效应无法满足同时等于0的假设条件，因此在面板固定效应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效应。(二)新产品与比较优势互乘项的回归分析为进一步检验出口产品密度在新产品生产之后能否达到具有比较优势水平，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新产品与比较优势逻辑值(1,0)的互乘项，根据公式(4)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表3可以看出，开放度、人力资本和资本密度表现显著，研发密度和技术潜力在助推行业新产品转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说明我国实现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和固定资本来驱动，而研发密度和技术潜力虽然起到了科技创新的作用，但是在真正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时未起到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整体上体现出我国研发投入效率对创新性的贡献不高。表3新产品比较优势交互项实证回归影响(1)(2)(3)(4)(5)(6)(7)new?Caai,t-1-0.054-0.077?-0.107??-0.109??-0.111??-0.109??-0.104??(-1.23)(-1.71)(-2.24)(-2.29)(-2.33)(-2.29) (-2.17)Densityi,t-10.411??0.341?0.432??0.442??0.440??0.453??0.109(2.39)(1.95)(2.17)(2.23)(2.22)(2.28)(0.37)FDI0.889??1.314???1.194??1.183??1.167??1.340???(2.10)(2.72)(2.47)(2.44)(2.40)(2.77)labor0.614??0.561?0.4010.3840.489(1.99)(1.82)(1.06)(0.98)(1.26)zbmd0.818??0.746??0.858??0.840??(2.34)(2.05)(2.43)(2.36)yfmd0.222(0.72)skill0.2350.188(0.73)(0.58)_cons0.777??0.3082.080??3.208???3.906???2.876??2.915??(2.01)(0.69)(1.97)(2.77)(2.59)(2.44)(2.45)N612612612612612612612r20.3380.3440.3580.3650.3660.3660.359r2_a0.2740.2790.2860.2930.2920.2920.284模型FEFEFEFEFEFEFEyearYesYesYesYesYesYesYes范围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一带一路F14.92614.46314.13713.81313.13513.13612.741同时，再次检验在“一带一路”范围内，新产品同比较优势逻辑值相乘项中出口产品密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同表2中的方程(7)一致，出口产品密度由之前的显著变为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与之前表现相同。中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对新产品转向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通过出口贸易实现产业创新发展，需要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来实现产业升级。表3与表2的解释变量一致，可作为表2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为了说明表2和表3的稳健性，按照公式(5)，将被解释变量新产品与比较优势逻辑值互乘项替换为新产品与比较优势值的互乘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整体表现与表3的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证明表2和表3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表4新产品比较优势交互项稳健性检验(1) (2)(3)(4)(5)(6)(7)new?rcai,t-1-0.081? -0.093??-0.31-0.289-0.491??-0.294-0.122??(-1.86) (-2.08)(-1.34)(-1.26)(-1.98)(-1.27) (-2.56) Densityi,t-10.120.0990.284?0.280?0.277?0.281? 0.06(1.35)(1.10)(1.95)(1.94)(1.93)(1.94)(0.39)FDI0.2461.106???1.004???1.018???1.004???0.4(1.11)(2.91)(2.65)(2.70)(2.64)(1.59)labor0.658???0.634???0.2030.5870.25(2.75)(2.67)(0.65)(1.60)(1.23)zbmd0.588??0.464??0.595??0.461??(2.57)(1.97)(2.55)(2.48)yfmd0.516??(2.06)skill0.0460.135(0.17)(0.81)_cons0.411??0.2792.265??2.282???6.329???2.2191.79???FDI-2.133-1.228-2.319-2.733-5.562-1.639(2.89)N612612612612612612612r20.2840.2860.3260.3390.3480.3390.307r2_a0.2150.2150.2290.2420.2490.2390.226YearYesYesYesYesYesYesYes范围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一带一路F11.60611.06511.25211.12110.79710.39710.055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利用1998～2015年UNComtrade统计数据库计算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出口产品密度，实证检验其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以新产品作为产业创新被解释变量和新产品与比较优势互乘项作为产业创新被解释变量中，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产品密度具有正向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一带一路”范围内中国出口产品密度的影响则不显著，通过控制变量还发现产业创新主要依靠资本投资和对外开放来驱动，人力资本和研发密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目前发展阶段，政府应根据具备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密度挖掘优势产业，积极鼓励和推动产品空间拓展性地向邻近的创新性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我国的能力禀赋和生产禀赋优势，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产业；二是提高研发资本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重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政府科研投入的产出绩效，逐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引进国外技术为主的创新模式；三是根据我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出口产品动态比较优势演化趋势，我国应适度改变目前的出口贸易结构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以此进一步带动国内产业创新发展；四是我国需要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各国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着眼于技术前沿应用研究、高技术产品研发和转化，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沿线国家转移，不断将创新驱动发展推向前进。[21][参 考 文 献][1]Hausmann R, Kling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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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产业创新研究》 网址: http://www.cycxyj.cn/qikandaodu/2020/0528/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