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出版经营活动略说(2)

十九日辰刻拜伍制军，制军送鼻烟二瓶、衣料四匹、神曲四合、洋香二百元。郭康侯请吃早饭，仍小兩不住。午后严士敏请小集，邀赵广文、吴草堂作陪，初更时即散谈至二鼓而卧。 赵教官送代席一函。 （《记游册·卷一·十九日》）

《随园诗话》与《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诗文并非篇篇俱佳，与其受金钱侵染不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其整体文学成就，而且那也推动了袁枚在商业经营上取得成功。

除了为人写传记铭诔之类的文章之外，袁枚还在他人书中，或作序，或评点，获得丰厚的报酬。 古代图书出版营销术常见之一便是利用评点者的名人效应为书籍做广告，使评点成为书籍的卖点⑤（44-46）。 袁枚充分抓住了这一特点，虽然功夫不多，盈利却十分可观。 例如有富商打算重新翻印孙过庭的《书谱》，袁枚仅仅为其序中写了十几个字，便获得了两千两白银⑥（146-147）。

（三）商业互补

袁枚的出版经营活动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与其经营的教育业、旅游业、收藏业、餐饮业等紧密相连，形成互相补充的产业互补型运行模式。 首先是教育业，袁枚为官之时就开始设帐教学，辞官之后，以随园为基点，广招学生，甚至大规模招收女弟子。 学生或为学习八股应制文章，或为探讨性灵诗文，自然免不了购买、传播袁氏经营的书籍。袁枚的弟子大多为出身显贵之人，例如汪缵祖是湖北巡抚汪又新之女，徐裕馨是大学士徐本的孙女，蒋心宝是户部侍郎蒋戟门的孙女，此类学生们本身家境雄厚，又处于上层社会交际圈，客观上推动了袁枚书籍的出版流通。 其次是旅游业与收藏业，袁枚的随园是对外开放的，外人可进园游览，《随园琐记》中记载：“典试提学及将军、都统、督、抚、司、道，或初莅任所，或道出白门，必来游玩，地方官即假园中设筵款待。 ”随园内设“书仓”，承担藏书、展览、售书等多重功能。 此外，“琉璃世界”“南轩”等建筑也承担藏书的功用。 外人自由游览随园景色的同时，往往会参观袁枚藏书之所，拜读、评点、购买、传阅袁枚书籍之人不在少数。袁枚使随园对外开放，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达官贵人常常于随园饮酒赋诗， 一些富商大贾行令之时遇到语塞之处，袁枚往往会即时行令，为其解围，因此常常受到一些商人赠予的钱财。 最后，袁枚作为美食家对于美食有独特的追求，他常常依托随园，大摆筵席，并邀请了王小余⑦（1330）等一批优秀厨师负责其餐饮， 在随园形成了自身的饮食文化。 袁枚根据多年来的饮食经验，写成《随园食单》，是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贡献。 当时，百姓日常实用类图书是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商热衷的选题③（124-129）。《随园食单》一经出版就被各大菜系的厨师视为必读经典。

二、袁枚经营出版活动的原因探究

袁枚的经营出版活动，上文已有所涉及。 首先在于袁枚本身负有盛名，广结善缘，出版销路极好；其次在于他能够积极选文卖文，并将出版业、教育产业、旅游业等互相补充，拓展经营渠道；再次就社会经济来看，乾嘉时期经济富裕，读者有较强的消费购买力；最后就社会文化来看，袁枚的书籍符合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为出版商与读者所追捧。 这些既是袁枚出版经营活动取得成功的原因， 又是袁枚选择经营出版活动的原因之一。 下文将对袁枚选择出版经营活动的主客观原因进一步补充说明：

（一）个人原因

袁枚之所以突破传统文人“清高”自居的模式，首要原因在于现实用钱的需要。 归隐随园以后，由于供养家人、买书藏书、外出游览、人际交往、修缮随园等各方面都需要费用，袁枚才将经营商业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手段。 其次，除了现实用钱的需要之外，袁枚过去的经历及友人的遭遇，都深深刺激了他经营商业的想法。 乾隆十六年，即其辞官后的第三年，回到随园以后，看到的是一副破败萧索的景象⑧（1158）；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袁枚又踏上做官的道路。 生活的困顿使他放弃了自由自在的性灵人生的日子，看到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此外，除了上文提到的程晋芳外，其好友沈凤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清高”文人，当官七次，家徒四壁。 沈凤一直处于穷困潦倒的状态，连身上穿戴都没有几件拿得出手的。 这些亲朋好友穷困经历的反面案例，使袁枚看到善于经营产业的重要性。

（二）客观原因

首先，就乾嘉时期的经济背景来看，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孕育发展， 政府针对商业实质上提出了一些扶持性政策⑨（33-38），尤其是江浙地区，商业风气日盛，这种社会风气对袁枚有耳濡目染的影响。 其次，李渔等人经商的范例为袁枚提供了示范。 李渔不仅经营自己卖文卖赋卖小说的出版活动， 而且积极经营以戏剧为主体的演出活动。 袁枚对李渔的《闲情偶寄》非常喜欢，对于李渔这种成功的经商之道从内心认同。 与袁枚交往密切的郑板桥也是经商文人的一个例子。袁枚与郑板桥私下交情甚深，郑板桥卖画的经历对袁枚也有借鉴意义。

文章来源：《产业创新研究》 网址: http://www.cycxyj.cn/qikandaodu/2021/0708/1775.html